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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向牢门外走去。

    “赵副局长，”重案组长一个敬礼，继续报告：“我组已把部办重大案犯杨惠娟提押到场，准备向您移交，请指示。”

    一看外貌就知道赵副局长是个自我保护意识极强的精明官僚。从杨惠娟正式被捕的那天晚上到现在，整个官场就象开了锅一样。那些贪墨成性的官员，希望立刻将杨惠娟“正法”，永绝后患。而靠山被杨惠娟镇压的官员，更恨不得立刻赶到临全市，把她碎尸万段以消心头之恨。清廉的官员们则想让杨惠娟“认错”，站到政府一边，这样既能对非法恐怖组织（这是政府对少年唐汉党的书面称谓）釜底抽薪，又可利用她的技能帮助整肃官场纲纪。赵副局长听说，高层也是两派意见泾渭分明、相持不下，一派打算不经审判就将杨惠娟秘密处决，以避免人民对她产生同情。另一派则要尽量按清廉官员的意见，对杨惠娟进行“政治解决”。究竟如何，要等正在国外访问的总统霍玉辰18日回国一锤定音。新官上任的霍玉辰虽然是党内自省派推出的代表，但就是这个杨惠娟几个月前差点要了他的命，焉能不怀恨在心？

    赵副局长虽不贪墨成性，却早就没了正义感，他只想保住职位给予的合法既得利益。受命主管在霍总统回国前看押杨惠娟工作的他，决定在局势未明朗之前，抱定两不得罪的宗旨。一方面，他不会主动对杨惠娟劝降，以免真的秘密处决杨惠娟时，被人告以与中央唱反调的罪名。另一方面，也不对杨惠娟法外施刑，尽量照顾好她的生活起居，以免将来她真的与政府合作后“反攻倒算”。权衡再三，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与杨惠娟正面接触。作为杨案的当前主管者，绝对避免是不可能的，但少说话还是做得到的。于是，他对站在一旁的市刑警队女队长说：“老胡啊。现在杨案就是我们临全警察系统最大的案子，你是刑警队的副队长，又是女同志。由你来管理杨犯最为合适。在移送省厅之前，就由你直接对我负责。我现在回局里全面协调看押杨犯过程中的各方面关系。”

    “来，给杨犯惠娟换上押解刑具。”胡队开始行使权力，凭技术吃饭的她毫无顾忌。

    照例又是由重案组女内勤先解下杨惠娟脚上的黑色脚镣，然后还是昨天负责外勤的市刑警队重案组两名女刑警上来戴押解刑具。一看女刑警手里还是拿着狼牙手铐和狼牙脚镣，杨惠娟主动伸出双手。“不！按规定，今天要反铐。”女刑警说道。杨惠娟又把双手放到身后，从容地让她们戴铐、上镣。和昨天一样，杨惠娟配合了，女刑警也不强迫她坐在地上锁狼牙脚镣。由于已经适应了戴狼牙脚镣行走，今天不需要训练，她们就下了楼。走上警车前，杨惠娟被戴上了眼罩，显然警方不想让她知道下一个关押地点的位置。

    警车七拐八弯地行驶了很久，上了背铐、蒙着眼罩的杨惠娟，动不能动、看不能看，只有思绪的翅膀能自由地飞翔。她的思绪又飞回到3月11日，定格在首都独立大议事堂。

    那天上午7：00，乔装改扮后的杨惠娟，拿着一个和她身材相同、化装后脸形极其相象的独立大议事堂女服务员的工作证上班来了。工作证的主人是黄振邦花了八个月时间的调查才选中的，现正躺在少年唐汉党某处秘密基地里呼呼大睡，并要等杨惠娟完成任务安然脱险后，才会被送回家。由于事先准备极其充分，杨惠娟没有受到任何怀疑，顺利地换上工作服，和那些只在影象资料上见过、却熟知脾气性格甚至讲话特点的姐妹们，边开始一天的工作，边继续着昨天没聊完的话题。突然，杨惠娟感觉不适，暂时请假去了卫生间。在卫生间里，她以飞快的速度从高高的水箱里取出一个密封防水的包裹并打开，里面是一支手枪。这是党在独立大议事堂的内线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将零件和子弹零敲碎打运进来组装而成的。

    杨惠娟五年来杀了不少人，杀的心安理得，因为他们是贪官。但这天要杀的人却令她十分不安，此人是清官，而且是最大的官，他是上任不到半年的总统霍玉辰。这项决定是2029年以来，少年唐汉党内路线斗争的最终结果。按正常形势分析，国内统治阶级虽然已经进入腐败中期，但仍有一定活力，国家经济发展后劲仍存。少年唐汉党夺取政权的日程还很遥远，现阶段只能以处于地下状态暴力反对党的身份影响政局。但黄振邦为代表的激进派却渴望以人为力量加速现政权腐朽的进程，他们要把打击重点从政府内腐败官员转移到政府内具有活力官员身上。

    这种策略在历史上确有先例可循。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任命仍有政治活力的斯托雷平为总理，进行改革，并取得不错的经济增长，缓解了国内阶级矛盾。为使革命形势再度高涨，社会党人于1911年9月14日晚在基辅歌剧院刺杀了斯托雷平。虽然“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斯托雷平的过早退出历史舞台，也往必然性的历史车轮上添加了一股力量。黄振邦凭他天才的演说才能，以这个例子说服了大多数的中央委员。但同样十分熟悉这段历史的杨惠娟，却隐隐约约地感到两者有着不可类比性。现政权虽然存在严重缺点，但远不似沙俄那样腐朽，幼小